《调研通报》第36期
近日,《调研通报》2020年第36期刊登了18新利体育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段进军教授、18新利体育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屠立峰教授与东吴商学院博士生孙陆诗雨的文章《以区域一体化发展 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对苏州、深圳、杭州经济发展对标地启示》。
本文按照人随产业聚散,产业发展决定城市兴衰,交通成本决定产业布局与规模经济,科技创新决定产业结构与产业质量的认知逻辑,从区域面积、地方公共预算收支情况、人力资源、金融资本、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方面对标三市经济发展的差异,梳理苏州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以区域一体化发展 推动经济提质增效
——对苏州、深圳、杭州经济发展对标地启示
孙陆诗雨 段进军 屠立峰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深圳、杭州三座城市(以下简称三市)经济高速发展,科技创新也取得长足进步,在全国城市经济发展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三市经济发展的路径各有千秋、各具特色,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一、三市经济发展对标找差
(一)自然禀赋方面的差异。城市区位与区域面积是城市发展的空间载体。苏州、深圳、杭州三市都具有交通便利、海运便捷的优势,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完善,港口贸易发达。从区域面积方面来讲苏州、深圳、杭州面积比大约是4:1:8,三市面积差异巨大;在工业化时代,一般认为平原是工业发展的有效面积,三市平原面积的差异更为巨大,苏州与杭州平原面积都在深圳的十倍左右,大约为10:1:10;城市建成区面积是人们生活工作的主要区域,也是GDP的主要产出地,三市比例是1:2.5:1.1。
(二)经济发展成效方面的差异。改革开放后,深圳从1979年设市到1996年,仅用了17年时间GDP就超过了苏州,其后,深圳GDP增长速度更为迅猛,三市GDP差距逐渐拉大。从2019年三市人均GDP数值来看,苏州与深圳在劳动效率上也有一定差距,苏州人均GDP比深圳少2.44万元。从单位面积上交财税收入来看,深圳是苏州的7.3倍,是杭州的15.8倍,这表明苏州经济发展主要依托于生产制造,产业的附加值比较低,处于产业微笑曲线的低端;杭州经济发展更依重第三产业,特别是电子商务的发展;深圳的经济发展均衡而强劲,三次产业结构更合理,产业的附加值更高。这种倍数的差异不是生产效率、组织能力的问题,而是三市经济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产业领域或同一领域中不同发展环节的问题。
(三)科技创新成效方面的差异。三市在科学技术创新的投入产出方面差距也在不断拉大,2019年三市全社会研发投入比例是1:1.9:0.8,深圳的研发经费投入力度更加大。深圳PCT专利申请量远超过杭州和苏州,占全国总申请量的33%。深圳企业的科技创新成果已跻身世界前列,说明深圳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突出,原始创新能力强,更注重在国际市场保护自己的技术优势与合法权益。苏州作为制造业之都,企业PCT专利仅是深圳的七分之一左右,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相对较多,也仅是深圳的三分之一左右,是杭州的1.4倍,这充分说明了苏州发明专利更多的是在填补国内空白,创新活动主要是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绝大多数企业还不具备技术优势和国际竞争力。
(四)人力资源集聚方面差异。人口密度与流动人口数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信息交流的强度、信息传播的密度和资源整合的效率,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是一座城市吸引力与财富效应的标志。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新兴移民城市,巨大的财富效应吸引了大量创业的年轻人,是“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城市”,吸引着广东北部、江西、湖南等地区丰富的人力资源,目前,深圳的人口密度要远高于苏州与杭州。杭州的省会首位度地位及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宜居环境,对全省乃至周边省份的人力资源都有巨大的吸引力而苏州的人力资源主要来源地是省内盐城、宿迁等市以及安徽、河南等地区,随着国家中部经济崛起战略实施,苏州集聚人力资源的空间还将被严重压缩;加之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五大中心建设,上海的高端技术溢出效应在减弱,对优质人力资源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增强。从三市近十五年常住人口统计数据对比来看,2014年后,深圳、杭州人口增长走出平台期并开始较快增长,而苏州在2011年后常住人口增长几乎停滞,2019年深圳新增41.22万人,杭州新增55.4万人,苏州仅新增2.82万人。苏州在经济发展中对劳动力资源的集聚能力逐渐减弱,刘易斯拐点已经显现。从人口结构组成来看,苏州和杭州户籍人口较多,城市人口相对固定;深圳外来人口是户籍人口的两倍,城市人口流动性大,对人们的吸引力更强。苏州、深圳、杭州老龄人口占比分别是25.1%:6.6%:21.3%,苏州、杭州都已经进入到国际公认的老龄人口占20%-40%的重度老龄化阶段,全社会抚养比高,数量型人口红利已渐行渐远。而深圳还没有进入到人口老龄化阶段,社会以年轻人为主,城市充满了朝气蓬勃的精神,涌动着探索的激情和创业的活力。
(五)集聚金融资本方面差异。苏州、深圳、杭州在集聚金融资本方面差距较大,三市的上市公司数量比1:2.9:1.2,深圳比苏州和杭州加起来还要多。苏州的资本积聚前期主要是依托于外商投资,深圳紧邻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并建有深圳证券交易所,各类金融机构集聚,形成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早在2016年,深圳注册资本就已超过2.7万亿,机构数量和管理资本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杭州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居全国首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同样居全国首位,是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之城。2019年苏州、深圳、杭州实际利用外资达比达到1:1.8:1.5。相比之下苏州在资本集聚能力方面也处于劣势。
(六)三市交通运输能力的差异。交通是经贸发展的基础条件,流通是经贸繁荣的重要标志,三市都处于两个大湾区都市群中的关键节点位置,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商业活动基础较好。三市中,苏州无本地机场,航空出行或货运主要依托苏浙沪机场群,杭州无本地港口,海运主要依托宁波—舟山港、上海港等沪浙港口群,只有深圳是机场,港口、铁路、公路一应俱全的城市。深圳蛇口港和盐田港是两个国家级特大港口,苏州港是世界第一大内河港口,世界第十大港(含海港),苏州港吞吐量是深圳港口吞吐量的2倍左右,这说明苏州大宗商品生产量大,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对交通运输费用更为敏感。
苏州、深圳、杭州三市铁路货运总量的比例是2.5:1:4.37,公路货运总量的比例是1:1.7:2.1,铁路和公路货运总量都是杭州最高,这说明杭州对陆路运输依赖度更高,这既与阿里巴巴及圆通、申通、中通、韵达“三通一达”等电子商务的发展相契合,也与浙江繁荣的中欧国际贸易有关;三市分别坐落在长江、珠江、钱塘江口,水路货运总量也都很大,苏州、深圳、杭州的水路货运比例是1:5.8:1.5,说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内部微循环也很发达,但深圳的货物贸易与交流更为频繁,在区域经济中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强。
(七)公共预算与居民人均收支的差异。从三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看,2019年度,深圳高于苏州1551.4亿元,三市比是1:1.7:0.9,深圳经济发展状况要明显好于苏州与杭州两市;从三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看,2019年深圳高于苏州2419.7亿元,并且深圳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高达777.8亿元,三市比是1:2.13:0.92。从2010年至2019年,深圳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达5200多亿元,十年间累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高达29442.72亿元;而苏州十年来累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14469.1亿元,仅是深圳的二分之一。从居民个人收支情况看,深圳居民的财务状况也更好,但三市居民差距不是太大;而从人均消费支出来看,深圳比苏州居民年平均多消费0.77万元,这一方面说明深圳的生活成本更高,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深圳居民消费意愿更强,三市相比苏州居民消费的意愿最小。
二、对三市发展差异的思考
通过对标我们看到,近年来苏州在三市经济发展的竞争中,与追赶的标杆城市深圳的经济发展差距仍在拉大,与一直关注的友邻城市杭州经济发展优势在逐渐缩小。
(一)对深圳成为创新之都的思考。近年来,深圳研发活动牢牢锁定在代表新一代工业革命的技术方向,紧盯通信与信息等底层共性技术发展的乘数效应,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促使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智能制造、生物技术等科技成果在深圳开花结果,拥有了全球5G通信发展的话语权,抓住了信息产业发展的主动权,促进了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融合发展,拓展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培养出了华为、中兴、比亚迪、华大基因、大疆等一批全球行业领先企业。
(二)对杭州成为电商之都的思考。杭州注重因地制宜,将山多地少、交通不便等不利于农业、工业发展的因素,转化为了信息交流频繁、经商意识敏锐的经济特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将产业发展集中在信息经济集群、文化创意、金融服务、旅游休闲、健康、时尚、高端装备互联网等领域与行业,培育出阿里巴巴、联科美讯生物医药、曹操专车、边锋网络等新经济企业,开辟了经济发展的新路径。过去十年间,杭州市第三产业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综合来看,杭州的研发活动更注重与自身优势与基础相结合,注重信息技术的运用性开发,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杭州的电商经济,其信息时代商业服务的特征极为显著。
(三)对苏州成为制造业之都的思考。苏州经济发展主要依托于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冶金、纺织、化工和轻工等工业生产领域,其中小型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占较大比重。虽然培育了亨通、沙钢、波司登、盛虹等一批知名企业,也布局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等先导产业,但在信息革命来临之际,起步仍然偏晚、速度仍然偏慢,新经济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处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之中,经济现阶段仍然呈现出以工业化大生产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
三、对苏州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对标找差重在借鉴,跟跑照抄永远落后。当前,苏州要在城市竞争中争先进位,不仅要练好内功,还要借好外力,为此,课题组针对以上对标与思考,提出以下几个方面建议。
(一)发挥自然禀赋特点,提高空间利用效率。进一步加强对土地空间的中长期规划,盘活土地存量,严格用途管制,同时注重由平面空间向立体空间拓展,进一步提高市域空间的利用率。做大产业生态圈,将劳动密集、附加值相对较低的产业向经济腹地转移,从市域内的产业链、供应链配套向区域内的产业链、供应链互补转变,以交通便利优势弥补空间资源的劣势。加快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地集聚,大力推动产业高端化,促进企业归核化,依靠创新链、价值链、产业链、要素链融合培育新兴先导产业,以掌握核心技术、核心环节、核心人才、核心装备来提高空间利用率和产业的利润率。不断挖掘经济发展的新空间,注重网络空间正在逐渐改造从农业、工业到服务业的产业组织方式,推动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融合叠加。
(二)立足制造业优势,提升体系竞争能力。要注重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建设,调整外向型经济结构偏重的比例,紧盯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与持续扩大内需的潜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扩大内需的大文章。要增强我市制造业对区域产业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强化“一区一业”战略,通过优势互补,协同互助,形成产业生态、创新生态的乘数效应,以体系优势确立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胜势。要把握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发展机遇,大力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断挖掘全社会的信息消费需求,不断提升信息时代聚集经济发展要素资源的能力,改善营商环境,不断提升城市吸引力;锁定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新兴信息消费市场的培育与建设,推动产业由全向精,由量向质的攀升。
(三)抢抓新基建机遇,夯实信息化发展基础。新基建的目的就是加强信息时代的底层基础设施建设。苏州要抓住新一波互联网发展浪潮,把握新基建的契机,以5G与工业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为重点,实施一批新基建强市的重点引领工程,以工业互联网建设为起跳板,以5G和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应用为重点,加快推进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促进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底层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是推动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建议成立工业互联网建设与应用领导专班,建立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创新中心,在左右经济发展的底层技术、共性技术、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高新技术上率先突破,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改造,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体系,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业务模式新、发展态势好的高成长性企业,推动企业脱进入蓝海,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四)拓展人力资源腹地,深挖质量人口红利。人口数量是城市活力的体现,是一座城市吸引力与财富效应的标志。苏州要不断拓展人才腹地,保持人口规模和劳动力数量的优势,改善人口结构,减轻全社会抚养负担;要注重吸引中高端人才来苏就业,集聚高素质人才来苏创新创业,挖掘质量型人口红利。要下大力气发展智能制造,推进机器换人计划,优化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方向,构建与人口结构相适应的现代化社会经济体系。
(五)强化交通枢纽优势,推动陆港空港建设。苏州处于长三角核心区中承沪连宁、挽通接杭的十字路口,要把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强化交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建议依托苏南地区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和苏州地理中枢的交通便利条件,在苏州城北区域内建设苏南货运陆港,固化苏州在长三角交通网络建设中的优势。苏州要进一步优化市域内交通布局,疏通堵点、解决难点、营造热点,建设以城际轨道、市郊铁路为主体的城际轨道交通网络,构建70到100公里的出行圈。以跳出苏州建苏州思路,促使苏州与长三角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从连接走向链接,提升苏州在区域经济中的辐射带动作用,下好将苏州建设成为网络节点城市和流量中枢城市的先手棋。在航空建设方面,在苏州机场建设还没有定论的背景下,建议以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进一步完善与上海虹桥、杭州萧山、南京禄口,特别是苏南国际机场的交通通畅衔接,同时把握航空业低迷的时机,迅速组建“苏州航空公司”(也可以是苏锡常三家共同组建苏南航空公司,苏州争取控股),并将苏南国际机场作为基地机场,争取苏州在航空运输方面的主动权。
(六)优化公共预算支出,借力一体化发展优势。苏州与深圳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支出方面的差距短期内是无法弥补的。因此,苏州要进一步优化公共预算支出,集中力量办大事,以信息技术发展改善社会公共服务,重点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加强发展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环保、智慧养老等公共服务建设,改善人居环境与公共服务质量。要把握长江经济带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苏锡常一体化建设、沪苏同城化等政策叠加的机遇,加强城市间公共服务建设的统筹协调,推动民生保障层面的资源共享,城市建设层面的互联共通,经济发展层面的互补共赢,科技创新层面的协同创新,以协调互补的一体化优势,弥补破解一般公共预算投入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