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12-06 浏览：12
2021年 12月03日，“2021·苏州·中国音协西方音乐学会第四届青年学者研讨会”通过腾讯会议平台在线上举行。本次研讨会邀集了部分在西方音乐学科中有较好研习成果的青年学者提交最新的论文，由学会指定资深教授研读后，在研讨会中作评议、交流。此次研讨会由中国音协西方音乐学会和18新利体育 共同主办、18新利体育 音乐学院承办，采用线上方式进行发言与评述。
一、2021年9月3日第一场(主持人：杨燕迪)
论题1：《吉赛尔·克利伯“鸟鸣机器”的产生与创作》
发言人：王刊
评议专家：刘经树、余志刚
王刊博士以《二战后德国现代音乐与现代艺术交融的开端——吉赛尔·克利伯<鸟鸣机器>》为题，以德国西柏林青年作曲家吉赛尔·克列伯（Giselher Klebe，1925-2009）在“多瑙厄辛根音乐节”上首演的管弦乐作品《鸟鸣机器》(Die Zwitschermaschine,op.7)为研究对象，将作品的产生结合文化史（战后文化政策）、艺术史和音乐史进行解析，涉及画家克利在战后作为现代艺术代表的再次接受和现代音乐的复兴，特别是克列伯对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的接受，最终结合克列伯的言论和他对新音乐的接受，在上述文化史背景下构建出音乐与绘画的转换关系。王刊博士认为《鸟鸣机器》不仅展示了战后德国本土作曲家对于现代音乐技法与风格的接受和再次发展，同时通过现代作曲手法来回应以克利为代表的现代视觉艺术的复兴浪潮。
刘经树教授评议：论文议题角度新颖，同时仍具有理论拓宽的余地，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作者对德国历史音乐学的把握非常正规与传统，值得国内学者学习，希望作者能够把这个课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在更大范围产生学术影响力。
余志刚教授评议：论文利用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德国战后现代音乐和艺术的复兴和接受的背景下审视这部作品，使研究获得了一个比较新的视角。论文详细阐述了这位作曲家对现代艺术和新音乐的接受，以及作品的创作与演出过程，并试图探讨画作和音乐的关系。有几点不足：1.缺少对画作的解读；2.在对第一手资料引用之后缺少作者自己的评述；3.论文中文字的图例与插入的图例不符；4.缺少对施托贝尔的介绍和注释；5.论文中应该有对曲式更加细致的分析。
论题2：想象“歌剧”：西方剧院音乐在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在亚洲的接受与再创造
发言人：唐宸音
评议人：刘经树、余志刚
唐宸音博士以《想象“歌剧”：西方格局观念在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在亚洲的接受与再创造》为题汇报，作者提到文章的重点不在作为音乐作品和表演形式的欧洲歌剧如何在1860至1920年代的亚洲传播，而在“歌剧”作为一种观念如何在这一时期的非西方世界被接受和改造。文章关注的问题有四个方面：第一，殖民地的歌剧文化是否是欧洲同类文化的简单复制。第二，正典化的歌剧，也就是英文中的Economic Opera如何从歌剧中延伸，但与属于通俗文化的其他戏剧形式的关系是什么。第三，欧洲歌剧与亚洲本地的戏剧是否存在交流。第四，亚洲当地人如何对西方歌剧的概念做基于本土环境的吸收和改造。这些问题不仅对理解歌剧在亚洲的接受，而且对回答歌剧如何成为一种跨文化的概念都极为关键。回顾西方歌剧团从1860年代到1920年代在亚洲的历史，展示了歌剧在当地传播的多种样态，旨在表明在今天被视为符合正典原则的那一部分歌剧作品的演出，在当时当地只是所有与歌剧相关活动中的一小部分。
周耀群教授评议：论文是殖民时期的歌剧介绍史，在亚洲对西方歌剧的接受史，在国内的西方音乐史学界应该说是还是很少接触到的课题，涉及西方音乐史、民族音乐学以及中国音乐史，跨越非常大，具有一定难度和局限。作者提出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是西方音乐史应该关注的问题。论文讨论的重点不是作为音乐作品的歌剧，而是歌剧作为一种观念对亚洲的影响的歌剧。作者也着重论述了两种马来歌剧的品种，并做了自己重新的历史论证，克服了背景资料的局限。
王晡教授评议：本篇论文令人印象深刻的有三点，一是文章中有一段话提到“任何在今天被不证自明地视为‘传统’的艺术形式都需要检视其在形成的过程中是否与外来文化接触过，是否受其影响，或者散布影响”，这是一个深层次的想法，值得肯定。二是作者在文中提到部分术语在汉语当中尚无翻译，并在文中有注释说明，也体现出了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其实也可以试译。三是文章中提到“中国音乐的‘简单’形态，常常被欧洲学者拿来与结构更为复杂的欧洲艺术音乐做对比”，这种视角让人联想到了西方音乐学者格劳特在《西方音乐史》（四版88页）中的一些观点，格劳特对相关问题有更深刻的分析。王晡教授对文章做了归纳建议：1.克服音乐文本搜集的困难，增加音乐本体分析,将能进一步提升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2.作为西方音乐的接受研究，或者作为亚非拉音乐领域的研究，或者中西方音乐比较研究领域，虽然不能直接归档，但对于我们这方面的研究是很有学术意义的。3.文章的研究内容主要聚焦在马来音乐当中，是否能涵盖文章标题中“亚洲”范畴，值得商榷，这牵涉到小题和大题的关系、个案和整体的关系，可能在地域上会有以偏概全的嫌疑。标题有必要对“亚洲”作修改。
二、2021年9月3日第二场（主持人：余志刚）
论题1：中国和声理论民族化进程中对俄罗斯和声学派的接受
发言人：钟卓文
评议专家：陶辛、叶松荣
钟卓文博士以《我国和声理论民族化进程中对俄罗斯和声学派的接受》为题汇报，作者梳理了我国在和声理论民族化进程中，对俄罗斯和声学派的接受经历的发展过程。按照历史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和声理论民族化的初步探索与对俄罗斯民族乐派和声创作理念的借鉴（1949年以前）”，第二阶段“中国对俄罗斯和声学派的全面接受与和声民族化道路的明晰（20世纪50-70年代）”，第三阶段“中国对俄罗斯和声学派的选择性接受与理论民族化的多元发展（80年代至今）”。管窥中国音乐人在新音乐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自我文化主体意识的一个觉醒，以及对于外来音乐从被动学习到自主选择的历程，反思我国和声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陶辛教授评议：他首先对和声、和声学派、中国和声民族化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梳理，然后针对本篇论文提出了几个有意思的分析，一是在中国和声民族化历史进程中，有很多俄国作曲家进入中国后对于中国音乐事是如何适应的，这个现象也是可以进一步去研究。二是文章中一直使用的“俄罗斯学派”一词虽然是统称，但实际上还应该在细分为“俄”与“苏”两个阶段，虽然这不是本篇文章重点探讨的内容，但也应该有所关注。三是在叙述“影响”这个层面上，应注意传入与传播的方式，应有与俄罗斯学派进行比较，寻找相互之间的关联点。还有在具体技法方面要厘清功能与调式、和弦结构三度与非三度，以及调性与后调性之这些关系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
叶松荣教授评议：充分肯定文章的选题，文章是以20世纪以来，中国和声理论民族化的发展进程中对俄罗斯和声学派的接受为研究对象，以音乐史学与接受理论为视域，并力图阐释俄罗斯和声学派与中国和声理论民族化的关系。做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概括，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叶松荣教授以四个对应关系，分别是研究对象与接受理论的对应关系，研究对象与我国的国情、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局部的问题与更大的问题的关系，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性的关系提出了思考与建议。
论题2：地狱、炼狱与天堂——普契尼歌剧《三联剧》中的三重意境与色调
发言人：林海鹏
评议专家：陶辛、叶松荣
林海鹏博士以《地狱、炼狱与天堂——普契尼歌剧<三联剧>中的三重意境与色调》为题展开论述，首先说明普契尼的《三联剧》与但丁《神曲》的文化联想并非来自作曲家本人，最早由西方学者莫斯科·卡尔纳（Mosco Carner）在1958年出版的著作中所提出。林海鹏博士依据这个线索对这部作品做了详尽的分析研究，展示了《三联剧》不仅在戏剧内容层面体现了这三种截然不同的情感气氛，在音乐层面，这三部作品也呈现出三层依次递进的音乐色调。《外套》中无望的生存环境、人性的堕落与血腥的罪恶，音乐都以一种高度压抑、灰暗无光的气氛将其笼罩；《修女安杰列卡》中冷清的修道院、被克制的欲望以及对救赎的渴望，则被凝聚在情感高度节制的仿宗教音乐风格中，且全篇被一种“柔和、半透明的银白光线所笼罩”（卡尔纳语）；而《贾尼·斯基基》的整体色调则完全属于托斯卡纳式的温暖热烈。
周小静教授评议：本篇论文以色调为研究视角非常新颖，而且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三联剧》中每部作品实现色调的手段是不同的，作者在分析过程中选择的切入点也有所不同，而且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展示了歌剧实现色调的几个最突出的手段。她也谈了一些不同的见解：文章中对炼狱那一部分的形容我认为不是很恰当，如果按照莫斯科·卡尔纳的解释有些牵强，所以也给我们一些启示，在引用权威学者的观点时，思路有可能会被牵制，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是证明权威论点的正确性，这样可能会缺少个人的视角，应该大胆地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或提出质疑。
杨燕迪教授评议：作者对普西尼的音乐创作做了相当深入细致的研究，文章是建筑在对西文材料的吸收基础上，同时具备扎实的技术分析，符合学术论文规范，是高水平音乐学研究成果。杨燕迪教授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在技术分析方面可以在配器方面进行思考与补充。二是对于普契尼作品色调的研究，不仅是从单一作品入手，可串联多部作品从宏观上进行思考。
三、2021年9月3日第三场（主持人：叶松荣）
论题1：布里顿笔下的异教徒形象——教堂寓意剧《火窑剧》中救赎对象的刻画
汇报人：朱厚鹏
评议专家：杨燕迪、周小静
朱厚鹏博士以《布里顿笔下的异教徒形象-教堂寓意剧<火窑剧>中救赎对象的刻画》为题展开论述，首先介绍了这部歌剧的剧情，重点指出该局的主要角色分别是过往尼布甲尼撒及其树立的金像马杜克。然后选取了国王尼布甲尼撒登场进行曲和咏叹调《擅长魔法》，以及金像马杜克登场进行曲和马杜克赞美诗的音乐进行文本分析，阐述布里顿是如何用音乐来刻画尼布甲尼撒和马杜克多元的异教徒形象。从总体上看，布里顿在结构布局上，将尼布甲尼撒与马杜克安排相同的出场过程和朝拜场景；在音乐方面，两者均为四度音程为基础，穿插多种其他音程、多种节奏型、多种乐器、多种音调、多种发展方式等，以此刻画他们异教徒的形象。
杨燕迪教授评议：论文选题新颖，思路清楚，研究扎实。清晰地交代了歌剧中音乐所承担的重要功能，用技术语言的分析来支撑自己的论点。杨燕迪教授提出一点建议，论文中对歌剧音乐的分析采用的是取样分析，分析的过程也十分清晰，但是人对歌剧的感受及审美过程是综合性的，两者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进行优化，实质是音乐分析与审美经验如何匹配的问题。
周小静教授评议：本篇论文选题新颖，使用救赎的主题来进行解读是非常好的视角，对于认识西方文化以及布里顿歌剧风格很有意义。另外补充几点：1.在研讨会或学术会中发表时，对于论文篇幅选择的重要性还是要考虑的，要有一个总体的思路。2.“异教徒”这个词的使用有特殊的历史语境，我们在解读的时候不仅从宗教角度、或者作曲家的角度出发，还要从今天的角度对它的审美以及精神价值进行思考，也使作品产生延伸的意义。
论题2：后调性作品中完整与残缺的矛盾对立：库塔克的《卡夫卡片段， Op. 24》(1984)
汇报人：吴翊丞
点评专家：刘彦玲、余志刚
吴翊丞博士以《后调性作品中完整与残缺的矛盾对立：库塔克的<卡夫卡片段， Op. 24>(1984)》为题，介绍了“音乐片段”的概念，根据西方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归纳了“音乐片段”的三种类型，分别是“残缺物”(Remnant)、“未完成作品”（Unfinish）和“刻意创作的残留物”（Invented fragments）。通过分析匈牙利作曲家库塔克的代表作品《卡夫卡片段, Op. 24》，解析库塔克音乐中表达的强烈的不完整性。库塔克是利用音乐中未解决的矛盾音响来重新诠释卡夫卡文字内不完整的片段特色。同时借用音乐符号学的角度，来剖析库塔克如何利用音乐诠释“好人”与“其他人”的矛盾对立。
刘彦玲教授评议：文章有三个非常好的方面，一是在分析库特克音乐片段的时候和库塔克的生命历程相结合。二是这篇论文分析非常细致，从文字到音乐有多层次、多维度的分析。三是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高层次的议题，即片段和乐章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库塔克的音乐创作非常有意义。有几个问题提出来探讨：1.文中的音乐分析指的是形式还是内容？如果分析的细节是属于形式的话，则与片段的定义中形式必须完整有所矛盾，需要厘清两者之间的界限；2.关于形式的完整，如果仅仅是指时间上的有头有尾，则它的比较意义何在？因为任何音乐作品结构都是有头有尾的；3.音乐内容与文字内容关系的处理，如果说文字内容（卡夫卡日记）是完整的语言，所唤起的是一种回忆，那有必要去品读原始日记中的文字去理解完整的回忆，再去对照库塔克处理音乐内容的手法。
余志刚教授评议：对文章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是这篇论文中的一些译文翻译与原文有出入。二是作者对论文的核心表态不足，在论文结尾只是提出问题但不做解答，让人有一种不满足感，应该要有初步的表态。三是文中提到的“乐种”这个词要慎用，国内民族音乐学研究中“乐种”有特定的学术涵义，最早由袁静芳提出，避免引起混淆。四是关于“音乐片段”形式与内容矛盾的问题，应该通过文章的论述，进一步的提出个人观点。
三、2021年9月3日第四场（主持人：周小静）
论题1：音乐文本批评—约翰•亚当斯的双重误读分析
发言人：章馨方
评议专家：孙国忠、王晡
章馨方老师以《音乐文本批评—约翰•亚当斯的双重误读分析》为题，从批评（criticism）语词的含义出发，讨论了文学与音乐学领域中独特的学术性批评活动，在20世纪之后逐渐获得持久的影响力，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全新发展趋势，并对亚当斯的双重误读进行了分析。她认为，亚当斯的双重误读最终促成了作品中悖论的实现，亚当斯将重复、限制性素材与方向性运动以及复杂表情相连接，从而构成亚当斯独特的音乐创造力。误读理论强调了历史语境并着重挖掘作曲家的艺术创造力，它让音乐分析成为音乐学与音乐批评的综合模式，同时也揭示了作曲家在创作中固守传统的接续性与尝试改变的原创性。
孙国忠教授评议：论文将眼光转向对批评的梳理，非常值得肯定，但是文章在这次研讨会上呈现出内容过大，可以对某一方面进行探讨，加强自己的解读，深化批评理论，突出批评理论的重要点。另外，这篇论文的标题中的“误读”还需要考虑是否合适。从文章来看，“误读”不是贬义词，而是带有创造性的褒义，更是双重挣脱。
王晡教授评议：首先，文章中有很多学术词语例如“误读”和“文化乡愁”“文化符码”“文化惯例”等十六个带“文化”的词组，在使用时，自己要明确这些它所表达的学术涵义，在此基础上再以一种“俗人话语”的方式讲清楚，否则，使用不当容易造成真正的误读。二是不同的分析方法有他自身的目标任务，实证分析是对事实的验证和分析，形式分析是为了求得对形式要素和文本的理解。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无法要求实证分析一定要延伸到意义层面，这可能是一个误区。三是建议文中适当地加入必要的文本（乐谱、音响、场景）的示范。四是尽量规范翻译用语。最后对文章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一是论文结构不合理，前后比重不平衡，相比于文章前面的部分，作为重点的后面内容稍显不够深入。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郢书燕说”也是体现“误读”理论的例子，在借用“误读理论”这种西方外来理论的时候，应该表达清楚。最后一点是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对待一切外来理论应保持清醒的认识，在充分分析理解的基础上使用，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史三个阶段中1920-1940s，创立和摸索；1950-1970s，倒向苏联；1980-2000s：追逐欧美。我们应该要有原创性意识。学术语言要力求简洁易懂，在准确和通俗，传统和新颖，继承和自创、外来和原在中求得平衡。
论题2：论布鲁克纳交响曲慢乐章的崇高性
汇报人：刘禹君
评议专家：孙国忠、刘彦玲
刘禹君博士以《论布鲁克纳交响曲慢乐章的崇高性》为题，来解释音乐中的崇高性以及布鲁克纳交响曲慢乐章的崇高性。她认为 “崇高”是一个较为含混的概念，具有明显的两极化倾向，比较泛化和过于抽象。“崇高性”不是一种宽泛的修辞，而是依托某些具体的音乐形态得以实现的。布鲁克纳交响曲的崇高性是在多个维度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首先，这部作品体现宏大、厚重、缓慢的整体风格，通过缓慢的速度和“无终旋律”的手法实现的。其次，从康德的崇高论来理解，其崇高性来自于极端不协和的和声语汇和调性的突然转变带来的困惑感。最后，在浸润宗教氛围的同时，布鲁克纳的交响曲慢乐章大量引用或暗示宗教音乐素材，为其带来了宗教性崇高的抽象意涵。正是通过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对布鲁克纳交响曲慢乐章崇高性的听觉经验。
孙国忠教授评议：文章对于“崇高”概念在美学史的研究、词语内涵的变换进行了梳理，并将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时运用到布鲁克纳交响曲慢乐章的解读中，是很有意思的研究视角。几点建议以供参考：一是关于崇高的概念，作者在里面对其意思解释还包括“恐怖”，这个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还需要更加精确。二“崇高感”不仅是在慢乐章当中，在第一乐章也可以进一步去挖掘研究，古典风格和浪漫风格的交响曲第一乐章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古典主义时期第一乐章是代表了古典风格动力的核心内涵，在贝多芬达到如此高度后，浪漫主义作曲家对于第一乐章的创作应该是有敬畏感的，所以在音乐处理上有意识地与贝多芬不同，这种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三是文中提到的布鲁克纳特有的宗教性崇高，这是值得讨论的，实质是个性与共性的问题。“宗教性崇高”和“崇高”这两个概念还需要再考虑清楚。
刘彦玲教授评议：论文梳理了音乐和崇高的关系，然后是交响乐与崇高的关系，最后是慢板乐章与崇高的关系，从三个维度切入，试图从布鲁克纳的作品中看到它们之间的共性。基调是不应该用特定音型去定义崇高，而是要从康德的超越性来理解崇高。我给出的建议是：在求同的同时，还需要考虑不同的方面，例如从18、19世纪的音乐分析，研究者在讨论“崇高”的时候，往往也注重对客体的分析，作曲家什么样的技术能让客体有“崇高”的体验，在强调情感的震撼与技术手段的统一性以外，体验的差别是很重要。所以文章不用太过着重将“崇高”的体验作为一个最高准则，简单说是不用去计较到底是什么样的音响或音型可以带来崇高感受，而是关注作曲家的手段是什么，不同作曲家使用的特定的技也会有所不同，针对这种不同、矛盾、变化、差异，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