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朱正元，字善培，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物理教师和优秀人才。 父亲虽家境贫寒，却天赋出众、刻苦读书，1935年，当时我才六个月大，父亲公费考取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物理学。他与同时代的许多科学家均有或多或少的交集，构成了他星光熠熠的“朋友圈”。

朱正元

加州理工三博士

父亲与钱学森先生同专业（航空工程），后我父亲改读理论物理。1939年，父亲获优秀哲学博士学位。 那时，父亲与钱学森、谈家桢三人都是理工学院的博士研究生，他们曾拍过一张照片，各自长袍马褂，手执中国古典乐器，抚箫弄琴，好不悠闲。另有一张父亲与钱学森的照片，照片上钱学森先生手搭在我父亲的肩膀上。还有一张照片，是父亲在钱学森导师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的姐姐的后花园里，与谈家桢、钱学森等人合影留念。钱学森过世后，钱夫人拿出照片，我们才看到。 

钱学森

1939年父亲回国前，曾任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研究助理。他曾被邀请留在那里继续做导师的助手，对方提出了很丰厚的薪酬条件，但是父亲怀揣着爱国之心，最终拒绝，毅然回国。回国后，浙大校长竺可桢聘请他为浙大物理系教授。

我父亲在加州理工学院改读理论物理哲学博士时，谈家桢先生正在读理工学院的遗传学博士，他们正巧住同一寝室。谈伯伯先回国，父亲通过他的老师胡刚复先生（浙大理学院院长），介绍谈家桢到浙大生物系任教。

乐观豁达的谈家桢

谈家桢

　　那时正逢抗战，南京沦陷，父亲让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到上海与他会合，然后一同跟随浙江大学奔赴贵州湄潭校区。那时贵州条件很艰苦，在湄潭时，我们家与谈伯伯一家住在一起。很多教师的子女都在浙大附小（湄江小学）念书，父亲在我们学校做发电演示实验，对于我们来说，电灯还是新鲜的玩意儿，谈家桢的大儿子就跑过去吹灯泡，吹了半天也没吹熄，抱怨道，“朱伯伯，这个灯怎么吹不灭呢？”抗战结束后，浙江大学从湄潭搬回杭州，我们两家仍住在一起，分住东西两边，中间隔着一间吃饭的厅堂，我们两家小孩最喜欢把吃饭的桌子拼起来打乒乓球，有时父亲和谈伯伯也挥拍对战，孩子们就成了拉拉队员，有趣得很。

　　父亲和谈伯伯还互相给对方起了有趣的绰号，父亲称谈伯伯“哈台”，谈伯伯称我父亲为“劳莱” （哈台、劳莱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胖、瘦影星）。吃饭时，谈伯伯看我父亲老是叹气，便说：“劳莱劳莱，一生劳碌，一声叹气，米缸折掉。”父亲则回敬：“哈台哈台，嘻嘻哈哈，万事无忧，万事无虑。” “文革”时，谈伯伯说：“我还要看看以后的好日子。”后来，谈伯伯活到了100岁。父亲一直非常佩服谈伯伯的乐观豁达。

　　有一次吃饭，父亲对谈伯伯说：“胖子胖子，你该还我的债。”谈伯伯很纳闷：“我该还你什么债？”父亲笑道：“我们在美国加州时就同一房间，轮流做饭，伙食费出一样的钱，你却比我多吃一倍。这不是该还我的债吗？”谈伯伯听后哈哈大笑。有一次，谈伯伯的女儿谈曼琪帮我在国外代买氨基葡萄糖，不仅让在杭州的儿子特地送到我家，还不肯收钱。我问其缘由，她说：“还我父亲欠你父亲在美国的债。”原来她还记得父辈之间的玩笑话。

　　在父亲逝世周年时，谈伯伯写有悼词：“半个世纪，同窗共事。良师益友，千古长青。”这是谈伯伯亲自用毛笔誊写，送《物理通报》刊登的。

父亲的学生吴健雄

　　1929年到1934年，父亲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此间教过“东方居里夫人”吴健雄，吴健雄的丈夫袁家骝那时也在南京。1935年，父亲和袁家骝都到美国留学。后吴健雄也赴美留学。

“文革”时，吴健雄与袁家骝夫妇来看他们的姑母（袁世凯的第十三个女儿，人称“十三小姐”），同时来拜访我的父亲。当时我父亲想请她进家里来做客，但由于“文革”时期的特殊原因，没办法请回家，便请到现姑苏饭店吃了个早点。

　　“文革”后，南大校庆邀请了吴健雄夫妇及我父亲回校参加庆典。我父亲到南京机场迎接他们，在欢迎仪式上，嘉宾的名字被一一报出：南大校长、处长、吴健雄的同学程开甲教授，还有朱正元教授。随即，吴健雄就说：“朱正元教授是我的老师。”父亲回来后跟我提及此事，我能感觉到他那份欣慰的心情。

　　1984年底，父亲曾邀请袁家骝夫妇到18新利体育 讲学。那时候，他们已经应允下来，但迟迟不来。父亲很失落，像小孩子一样，说：“他们大概不喜欢我们这里？”后来他们从台湾来信，称呼我父亲为“善培兄”，解释缘由。原来他们转机到香港时，袁家骝突然心肌梗塞，两人便直飞台北治疗，休养一段时间后回美再与我父亲联系。1985年2月父亲过世，他们也没有来成。

　　1987年，吴健雄博士回到苏大参观，可惜我也没能见上一面。后来，听一位物理系的教授说，吴健雄夫妇知道我父亲过世，便到我父亲的演示实验室拍了很多自制教具的照片，赞扬我的父亲说：“我的老师在物理教学方面有非常大的贡献。”